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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写作

欢喜就好

发布于: 课外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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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的处女作,我写我,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我的考证。

我所认识的季先生,很难说是哪一类型。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饶宗颐

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因为,在我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于找到第二位。

——张中行

《季羡林说写作》 作品相关 《季羡林说写作》 内容简介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高尚的人交流。即便他一言不发,默然相对,也会使你顿开茅塞,豁然开朗。对于喜欢写文章、做学问的人来说,《季羡林说写作》就是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本书是季羡林先生畅谈写作及其写作经历的唯一著作。从季老毕生著作中搜取专门论述如何进行文学创作方面的作品,是季老一生宝贵写作经验的总结。本书收录季老毕生著作中所有有代表性的、专门论述如何进行文学创作方面的作品。

一位令当今学人高山仰止的国学大师,一位平易近人的敦厚长者,在他的写作生涯中有多少轶闻趣事?对于写作他又有着怎样的真知灼见?人们说,季老有弟子三千。身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季老对后生晚辈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现在,就让季老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写作的真谛吧!国学大师季羡林系列之《季羡林谈写作》,为您讲述季羡林的创作生活,伴您聆听大师的谆谆教诲。

《季羡林说写作》 作品相关 《季羡林说写作》 作者简介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学者,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国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季羡林不仅是学术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还是一个著名作家。他年轻时就创作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作品,是“清华四剑客”之一,在当时文坛很有名气。他回国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在中国文坛有很大影响,深受读者欢迎。

《季羡林说写作》 作品相关 《季羡林说写作》 学术大师的创作感言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高尚的人交流。即便他一言不发,默然相对,也会使你顿开茅塞,豁然开朗。对于喜欢写文章、做学问的人来说,《季羡林说写作》就是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不可不读。

季羡林不仅是蜚声中外的学界泰斗,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著名作家。在年轻时他就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是“清华四剑客”之一。回国之后,他又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在中国文坛有很大影响,颇受读者欢迎。多年的创作生活,季羡林遍尝了个中的酸甜苦辣,对于写作,他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见解。《季羡林说写作》收录了季羡林多年来谈写作的文章,是季老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

纵观全书,季羡林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得学养”。文是用来载道的,作者要有深厚的学识,写出的文章才有深度,才能达到“文质并茂”的境界。现在很多人追求写文章的诀窍,一些出版社也出了《作文秘诀》之类的书。季羡林对此大加批评。他认为“想要写好文章,只能从多读多念中来”,所以他鼓励多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提高艺术修养。

当然,文章的形式也很重要。做文章,要像古代大家那样,“简练揣摩、惨淡经营、字斟句酌、瞻前顾后,然后成篇”,使文章有逻辑、有脉络,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在文章结构方面,他尤其强调要重视开头和结尾。

在各种文体之中,季羡林偏爱散文。他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真”就是真实,“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真情之外,散文创作也不可轻了形式。散文随笔,看似松松散散、随随便便,实际优秀散文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

对于前人的文章和一些古老的文体形式,季羡林也有不少经典之谈。古老的史诗、唐代的“竹枝词”、宋代的“东坡词”、民间的谚语、历史上的成语和典故……季老皆能信手拈来,收放自如,见解精当。

关于自己的创作生活,季老也有不少的趣事感言与大家分享。如《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文中谈到在1993年全国图书评奖大会上,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罗摩衍那》竟通过“不合法”的程序意外获得大奖等。这样的花絮为该书平添了趣味,也博得了读者会心的微笑。

《季羡林说写作》是一位大师级作家的创作感言,仔细聆听,定会获益终身!

《季羡林说写作》 作品相关 《季羡林说写作》 目录

写作要领感悟

我的处女作2

写文章6

作文8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13

文章的题目15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17

漫谈散文20

我对散文的认识27

散文的真精神31

我怎样写散文(一)36

我怎样写散文(二)42

文得学养47

惨淡经营与信笔挥洒50

写作原则杂谈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54

满招损,谦受益57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59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61

一寸光阴不可轻63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66

如何利用时间68

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70

如何搜集资料74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76

才、学、识78

知识结构与智能81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84

文学作品的“三性”87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89

关于考证95

我的考证98

再谈考证101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104

“模糊”、“分析”与“综合”110

写作要事回顾

我写我114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17

《牛棚杂忆》自序122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128

写作经验点滴

我和东坡词136

作诗与参禅139

救救小品文164

清华园日记167

漫话历史题材170

谈谈竹枝词174

史诗具有永恒的魅力176

语言与文字178

编写东方语言教材的经验与教训181

谚语是精炼的话187

名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190

成语和典故194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196

评断一本书好坏的标准198

后记201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我的处女作

哪一篇是我的处女作呢?这有点难说。究竟什么是处女作呢?也不容易说清楚。如果小学生的第一篇作文就是处女作的话,那我说不出。如果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处女作的话,我可以谈一谈。

我在高中里就开始学习着写东西。我的国文老师是胡也频、董秋芳(冬芬)、夏莱蒂诸先生。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比较知名的作家,对我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当时写过一些东西,包括普罗文艺理论在内,颇受到老师们的鼓励。从此就同笔墨结下了不解缘。在那以后五十多年中,我虽然走上了一条与文艺创作关系不大的道路,但是积习难除,至今还在舞笔弄墨,好像不如此,心里就不得安宁。当时的作品好像没有印出来过,所以不把它们算做处女作。

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来上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系。但是只要心有所感,就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往往写一些可以算是散文一类的东西。第一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枸杞树》,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我19岁离家到北京来考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走这样长的路,而且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情况反映到我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我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初到北京,什么东西都觉得新奇可爱;但是心灵中又没有余裕去爱这些东西。当时想考上一个好大学,比现在要难得多,往往在几千人中只录取一二百名,竞争是异常激烈的,心里的斗争也同样激烈。因此,心里就像是开了油盐店,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但是美丽的希望也时时向我招手,好像在眼前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片玫瑰花园,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住我,久久难忘,永远难忘。大学考取了,再也不必担心什么了,但是对这心情的忆念却依然存在,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一篇短文:《枸杞树》。

这一篇所谓处女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同我后来写的一些类似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仔细研究起来,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有的,首先就表现在这篇短文的结构上。所谓结构,我的意思是指文章的行文布局,特别是起头与结尾更是文章的关键部位。文章一起头,必须立刻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牢牢捉住,让他非读下去不可,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这种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颇为不少的。我曾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段有关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写《相州昼锦堂记》的记载。大意是说,欧阳修经过深思熟虑把文章写完,派人送走。但是,他忽然又想到,文章的起头不够满意,立刻又派人快马加鞭,追回差人,把文章的起头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自己觉得满意,才又送走。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宋朝另一个大文学家苏轼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起头两句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古文观止》编选者给这两句话写了一个夹注:“东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头,起行数十遭,忽得此两句,是从古来圣贤远远想入。”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我现在暂时不举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是以多么慎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文章的起头的。

至于结尾,中国文学史上有同样著名的例子。我在这里举一个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唐代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这一首诗的结尾两句话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让人感到韵味无穷。只要稍稍留意就可以发现,古代的诗人几乎没有哪一篇不在结尾上下工夫的,诗文总不能平平淡淡地结束,总要给人留下一点余味,含吮咀嚼,经久不息。

写到这里,话又回到我的处女作上。这一篇短文的起头与结尾都有明显的惨淡经营的痕迹,现在回忆起来,只是那个开头,就费了不少工夫,结果似乎还算满意,因为我一个同班同学看了说:“你那个起头很有意思。”什么叫“很有意思”呢?我不完全理解,起码他是表示同意吧。

我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件事情与这篇短文有关,应该在这里提一提。在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曾翻译过一篇英国散文作家L.P.Smith的文章,名叫《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华北日报-副刊》上。这篇文章的结构有一个特点。在第一段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这是那个小城留给观者的一个鲜明生动的印象。到了整篇文章的结尾处,这一句话又出现了一次。我觉得这种写法很有意思,在写《枸杞树》的时候有意加以模仿。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写抒情散文(不是政论,不是杂文),可以尝试着像谱乐曲那样写,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幻想,我自己也尝试过几次。结果如何呢?我不清楚。好像并没有得到知音,颇有寂寞之感。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在形式方面标新立异者,颇不乏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现代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极少有人注重形式,我认为似乎可以改变一下。

“你不是在这里宣传‘八股’吗?”我隐约听到有人在斥责。如果写文章讲究一点技巧就算是“八股”的话,这样的“八股”我一定要宣传。我生也晚,没有赶上作八股的年代。但是我从一些清代的笔记中了解到八股的一些情况。它的内容完全是腐朽昏庸的,必须彻底加以扬弃。至于形式,那些过分雕琢巧伪的东西也必须否定。那一点想把文章写得比较有点逻辑性、有点系统性,不蔓不枝,重点突出的用意,则是可以借鉴的。写文章,在艺术境界形成以后,在物化的过程中注意技巧,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必须加以提倡。在过去,八股中偶尔也会有好文章的。上面谈到的唐代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就是试帖诗,是八股一类,尽管遭到鲁迅先生的否定,但是你能不承认这是一首传诵古今的好诗吗?自然,自古以来,确有一些名篇,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一点也没有追求技巧的痕迹。但是,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写这样的文章需要很深的功力,很高的艺术修养。我们平常说的“返朴归真”,就是指的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极难达到的,这与率尔命笔,草率从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决非我一个人的怪论,然而,不足为外人道也。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写文章

当前中国散文界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散文妙就妙在一个“散”字上。散者,松松散散之谓也。意思是提笔就写,不需要构思,不需要推敲,不需要锤炼字句,不需要斟酌结构,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理论如此,实践也是如此。这样的“散”文充斥于一些报刊中,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爬了一辈子格子,虽无功劳,也有苦劳;成绩不大,教训不少。窃以为写文章并非如此容易。现在文人们都慨叹文章不值钱。如果文章都像这样的话,我看不值钱倒是天公地道。宋朝的吕蒙正让皂君到玉皇驾前去告御状:“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如果指的是这样的文章,这可以说是刁民诬告。

从中国过去的笔记和诗话一类的书中可以看到,中国过去的文人,特别是诗人和词人,十分重视修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诗人经过几度考虑才选出来的。王国维把这种炼字的工作同他的文艺理想“境界”挂上了钩。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什么叫“境界”呢?同炼字有关是可以肯定的。他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闹”字难道不是炼出来的吗?

这情况又与汉语难分词类的特点有关。别的国家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上面讲的是诗词,散文怎样呢?我认为,虽然程度不同,这情况也是存在的。关于欧阳修推敲文章词句的故事,过去笔记中多有记载。我现在从《霏雪录》中抄一段:

前辈文章大家,为文不惜改窜。今之学力浅浅者反以不改为高。欧公每为文,既成必自窜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为文章,则书而粘之屋壁,出入观省。至尺牍单简亦必立稿,其精审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传写讽诵。惟睹其浑然天成,莫究斧凿之痕也。

这对我们今天写文章,无疑是一面镜子。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作文

(一)

当年,我还是学生时,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国文”一门课,现在似乎是改称“语文”了。国文课中必然包括作文一项,由老师命题,学生写作。然后老师圈点批改,再发还学生,学生细心揣摩老师批改处,总结经验,以图进步。大学或其它什么学一毕业,如果你当了作家,再写作,就不再叫作文,而改称写文章,高雅得多了。

作文或写文章有什么诀窍吗?据说是有的。旧社会许多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作文秘诀》之类的书,就是瞄准了学生的钱包,立章立节,东拼西凑,洋洋洒洒,神乎其神,实际上是一派胡言乱语,谁要想从里面找捷径,寻秘诀,谁就是天真到糊涂的程度,花了钱,上了当,“赔了夫人又折兵”。

据我浏览所及,古今中外就没有哪一位大作家真正靠什么秘诀成名成家的。记得鲁迅或其他别的作家曾说过,《作文秘诀》一类的书是绝对靠不住的。想要写好文章,只能从多读多念中来。清代的《古文观止》或《古文辞类纂》一类的书,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选的。结果是流传数百年,成为家喻户晓的书,我们至今尚蒙其利。

我从小就背诵《古文观止》中的一些文章,至今背诵上口者尚有几十篇。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前半,写作文用的都是文言。在小学时,作文不知道怎样开头,往往先来上一句:“人生于世”,然后再苦思苦想,写下面的文章。写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模仿的就是《古文观止》中的某一篇文章。

在读与写的过程中,我逐渐悟出了一些道理。现在有人主张,写散文可以随意之所之,愿写则写,不愿写则停,率性而行,有如天马行空,实在是潇洒之至。这样的文章,确实有的。但是,读了后怎样呢?不但不如天马行空,而且像驽马负重,令人读了吃力,毫无情趣可言。

古代大家写文章,都不掉以轻心,而是简练揣摩、惨淡经营、句斟字酌、瞻前顾后,然后成篇,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这一点道理,只要你不粗心大意,稍稍留心,就能够悟得。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通篇用“也”字句,不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吗?

元刘的《隐居通议》卷十八讲到:古人作文,俱有间架,有枢纽,有脉络,有眼目。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这些间架、枢纽、脉络、眼目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只有一个:从惨淡经营中来。

(二)

对古人写文章,我还悟得了一点道理:古代散文大家的文章中都有节奏,有韵律。节奏和韵律,本来都是诗歌的特点;但是,在优秀的散文中也都可以找到,似乎是不可缺少的。节奏主要表现在间架上。好比谱乐谱,有一个主旋律,其他旋律则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而展开,最后的结果是: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读好散文,真如听好音乐,它的节奏和韵律长久萦绕停留在你的脑海中。

最后,我还悟得一点道理:古人写散文最重韵味。提到“味”,或曰“口味”,或曰“味道”,是舌头尝出来的。中国古代钟嵘《诗品》中有“滋味”一词,与“韵味”有点近似,而不完全一样。印度古代文论中有rasa(梵文)一词,原意也是“口味”,在文论中变为“情感”(sentiment)。这都是从舌头品尝出来的“美”转移到文艺理论上,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这里暂且不提。我们现在常有人说:“这篇文章很有味道。”也出于同一个原因。这“味道”或者“韵味”是从哪里来的呢?细读中国古代优秀散文,甚至读英国的优秀散文,通篇灵气洋溢,清新俊逸,决不干瘪,这就叫作“韵味”。一篇中又往往有警句出现,这就是刘所谓的“眼目”。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檄》中的“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两句话,连武则天本人读到后都大受震动,认为骆宾王是一个人才。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使主人大为激赏。这就好像是诗词中的炼字炼句。王国维说:有此一字而境界全出。我现在把王国维关于词的“境界说”移用到散文上来,想大家不会认为唐突吧。

纵观中国几千年写文章的历史,在先秦时代,散文和赋都已产生。到了汉代,二者仍然同时存在而且同时发展。散文大家有司马迁等,赋的大家有司马相如等等。到了六朝时代,文章又有了新发展,产生骈四俪六的骈体文,讲求音韵,着重词彩,一篇文章,珠光宝气,璀璨辉煌。这种文体发展到了极端,就走向形式主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指的就是他用散文,明白易懂的散文,纠正了骈体文的形式主义。从那以后,韩愈等所谓“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就俨然成为文章正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韩愈等八大家,以及其他一些家,也写赋,也写类似骈文的文章。韩愈的《进学解》,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等,都是例证。

这些历史陈迹,回顾一下,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我要解决的是现实问题。

(三)

我要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写文章应当怎样写的问题。

就我管见所及,我认为,现在中国散文坛上,名家颇多,风格各异。但是,统而观之,大体上只有两派:一派平易近人,不求雕饰;一派则是务求雕饰,有时流于做作。我自己是倾向第一派的。我追求的目标是:真情流露,淳朴自然。

我不妨引几个古人所说的话。元盛如璋《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说:“晦庵(朱子)先生谓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又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不可架空细巧。大率七八实,二三分文。欧文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

上引元刘的《隐居通议》十八说:“经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为也。左氏已有作为处,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为。韩有自然处,而作为之处亦多。柳则纯乎作为。欧、曾俱出自然。东坡亦出自然。老苏则皆作为也。荆公有自然处,颇似曾文。惟诗也亦然。故虽有作者,但不免作为。渊明所以独步千古者,以其浑然天成,无斧凿痕也。韦、柳法陶,纯是作为。故评者曰:陶彭泽如庆云在霄,舒卷自如。”这一段评文论诗的话,以“自然”和“作为”为标准,很值得玩味。所谓“作为”就是“做作”。

我在上面提到今天中国散文坛上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与刘的两个标准完全相当。今天中国的散文,只要你仔细品味一下,就不难发现,有的作家写文章非常辛苦,“作为”之态,皎然在目。选词炼句,煞费苦心。有一些词还难免有似通不通之处。读这样的文章,由于“感情移入”之故吧,读者也陪着作者如负重载,费劲吃力。读书之乐,何从而得?

在另一方面,有一些文章则一片真情,纯任自然,读之如行云流水,毫无扞格不畅之感。措词遣句,作者毫无生铸硬造之态,毫无“作为”之处,也是由于“感情移入”之故吧,读者也同作者一样,或者说是受了作者的感染,只觉得心旷神怡,身轻如燕。读这样的文章,人们哪能不获得最丰富活泼的美的享受呢?

我在上面曾谈到,有人主张,写散文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写则写,愿停则停,毫不费心,潇洒之至。这种纯任“自然”的文章是不是就是这样产生的呢?不,不,决不是这样。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惨淡经营的问题。我现在再引一句古人的话:《湛渊静语》二引柳子厚答韦中立云:“故吾每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上面引刘的话说“柳则纯乎作为”,也许与此有关。但古人为文决不掉以轻心,惨淡经营多年之后,则又返朴归真,呈现出“自然”来。其中道理,我们学为文者必须参悟。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时间:1999年8月21日

地点:北京大学季羡林家

季羡林:苗苗,现在你是采访者,我是被采访者,你问我答,好吗?

苗苗:好。

季羡林:那你就随便问吧。

苗苗:爷爷,您在《我的童年》里说,您小时候,最感兴趣的是看闲书,您喜欢看《三国演义》,还能将《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的名字背得滚瓜烂熟。爷爷,我跟您太像了,我也最喜欢看闲书。有一回上数学课,我低头看《水浒传》,一边看,一边背一百单八将的座次,结果被老师发现了。爸爸知道这件事后,头一回打了我,虽然一点儿都不疼,可打那次以后,我再也不看《水浒传》了。

季羡林:(笑)我小时候父母不在跟前,叔父不大管我,可是他不让看闲书。怎么办呢?我放学以后不回家,偷偷藏在一个地方看闲书。我看的闲书可多了,《彭公案》、《济公传》、《施公案》、《三侠五义》我都看。我是主张看闲书的,为什么呢?苗苗你说说,文章怎样才能写好呢?

苗苗:我觉得,应该写真事。

季羡林:是这样。文学家鲁迅曾经讲过,要把文章写好,最可靠的还是要多看书。我小时候,跟我一个妹妹一块儿看,家里的桌子底下有个盛白面的大缸,叔父一来,我赶紧把闲书藏到缸里头,桌上摆的,都是正课。(笑)

苗苗:爷爷,我喜欢语文,数学不行,偏科。

季羡林:喜欢语文当然好,但语文要好,数学也要好。21世纪的青年,要能文能理。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一定要学好数学。最近清华大学办了一个班,选的是高才生,提出要培养中西贯通,古今贯通的人才。我看,有这两个贯通还不行,还应该加一个文理贯通。三贯通,这才是21世纪的青年。

苗苗:中西贯通,古今贯通,文理贯通,我记住了。爷爷,有人让我妈妈赶快给我找一个好外语老师,说过了12岁再学外语就永远也说不灵了。爷爷,您会那么多种外语,您说,他们说得对吗?

季羡林:倒不一定是12岁,当然早学比晚学好。学外语的发音跟母语有很大的关系,有些地方的人口音太重,学起来就困难。古文也很重要。我觉得,一个小孩起码要背200首诗,50篇古文,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最近出了一本书,鼓励小孩背诗。我提个建议,应该再出一本散文集,从《古文观止》里选,加点儿注。小时候背的,忘不了。

苗苗:背200首诗,50篇古文呀!

季羡林:(笑)可不是让你一天背下来哟。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文章的题目

文章是广义的提法,细分起来,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项:论文、专著、专题报告等等。所有的这几项都必须有一个题目,有了题目,才能下笔作文章,否则文章是无从写起的。

题目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出两端,一个是别人出,一个是自己选。

过去一千多年的考试,我们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作文,都是老师或其他什么人出题目,应试者或者学生来写文章。封建社会的考试是代圣人立言,万万不能离题的,否则不但中不了秀才、举人或进士,严重的还有杀头的危险。至于学术研究,有的题目由国家领导部门出题目,你根据题目写成研究报告。也有的部门制订科研规划,规划上列出一些题目,供选题参考。一般说来,选择的自由不大。50年代,我也曾参加过制订社会科学规划的工作,开了不知多少会,用了不知多少纸张,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规划终于制订出来了。但是,后来就没有多少人过问,仿佛是“为规划而规划”。

以上都属于“别人出”的范畴。

至于“自己选”,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自由的。然而实际上也不尽然,有时候也要“代圣人立言”。就是你自己选定的题目,话却不一定都是自己的,自己的话也不一定能尽情吐露。于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八股”,只准说一定的话,话只准说到一定的程度。中外历史都证明,只有在真正“百家争鸣”的时代,学术才真能发展。

特别是有一种倾向危害最大。年纪大一点的学术研究者都不会忘记,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某一些人大刀阔斧地批判“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作法。这些人大概从来不看学术杂志,从来也写不出有新见解的文章,只能奉命唯谨,代圣人立言。

稍懂学术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学术上的新见解总是最先发表在杂志上刊登的论文,进入学术专著,多半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每一位学者都必须尽量多地尽量及时地阅读中外有关的杂志。在阅读中,认为观点正确,则心领神会。认为不正确,则自己必有自己的想法。阅读既多,则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见解,发而为文,对自己这一门学问会有所推动。这就是从杂志缝里找文章。我现在发现,有颇为不少的“学者”从来不或至少很少阅读中外学术杂志。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一门学问发展的新动向,也得不到创新的灵感,抱残守缺,鼠目寸光,抱着几十年的老皇历不放,在这样的情况下,焉能写出好文章!我们应当经常不断地阅读中外杂志,结合随时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一心一意地从杂志缝里找文章。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在芸芸众生中,有一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教书匠,或者美其名,称之为“学者”。我们这种人难免不时要舞笔弄墨,写点文章的。根据我的分析,文章约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写的文章,一是主动写的文章。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的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中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试帖诗”中也不乏好作品,唐代钱起咏《湘灵鼓瑟》的诗,就曾被朱光潜先生赞美过,而朱先生的赞美又被鲁迅先生讽刺过。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也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交“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需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致,唯学是务,勤奋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点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夜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便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劳什子“地心吸力”干什么!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以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心中先有一件先入为主的教条的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学术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做垃圾卖给收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去写。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漫谈散文

在芸芸众生中,有一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教书匠,或者美其名,称之为“学者”。我们这种人难免不时要舞笔弄墨,写点文章的。根据我的分析,文章约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写的文章,一是主动写的文章。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的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中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试帖诗”中也不乏好作品,唐代钱起咏《湘灵鼓瑟》的诗,就曾被朱光潜先生赞美过,而朱先生的赞美又被鲁迅先生讽刺过。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也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交“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需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致,唯学是务,勤奋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点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夜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便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劳什子“地心吸力”干什么!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以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心中先有一件先入为主的教条的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学术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做垃圾卖给收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去写。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我对散文的认识

我从小学起就爱上了散文这种文体。经过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在国文课上,读的都是中国古代的散文。从先秦的庄子和孟子读起,经过了汉代的司马迁和贾谊等,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和散文,唐初的四杰,以及以后的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代的归有光,公安派和竟陵派小品,最后是清代的桐城派的龚自珍等人的文章,没有读不到的。到了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书早已从我的书案上绝迹;可是,偶尔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还会背诵起整篇或整段的少年时读过的古文来。那种惨淡经营的结构,铿锵悦耳的节奏,恢宏诡奇的想像,深邃精密的思想,灵动活泼的文体,石破天惊的比喻,丰盈充沛的真情,品味不尽的神韵,所有这一切,都“润物细无声”似地流入我的灵府,使我精神为之抖擞,心情为之振奋,心旷神怡,消除烦闷,仿佛受到了一次净化(hatharsis),乐不可支了。

中国确实是世界散文大国。

可是,这一个彰明昭著的事实,最初我却视而不见,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才认识到的。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对西方散文情有独钟,平日侈谈英国散文诸大家,旁及法国和美国。德国也是西方文学大国,诗歌、小说、戏剧,成绩斐然,而散文名家则寥若晨星。可见文学品种是与民族性有密切联系的。这一点好像还没有人明确地谈到过,我颇以为是憾事。

中国的民族性大概最宜于散文和诗歌。我在这里讲的散文是指有真情实感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性的散文,一般用散文写成的文字,不管思想性多么高,如果缺少真感情和文采,也算不上文学散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文学散文占有很大的比例。经部中有好散文,史部中更多,司马迁不就是公认的伟大的散文作家吗?子部中有好散文,孟子(有时归入经部)和庄子可为代表。集部中除了诗歌外,绝大部分部是散文。我没有做过细致的统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散文的分量肯定占绝对的优势。名篇佳作,辉耀千古,中国是世界散文大国,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吗?

20世纪早期,中国爆发了一场文学革命,就是所谓五四运动,举凡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无不蒙受其影响,而文学为尤甚,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文言改白话,这是几千年文学史上一大剧变。新旧两派争论极为激烈,最后是白话统一了文坛,没有人再怀疑白话的能力了。

到了今天,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内,评论五四运动的文章,多如过江之鲫,至今未绝。但是,从各种不同的文体上评断其优劣成败者,愧我庸陋,尚未见到。我不是文学史家,对古代文学史和近现代文学史知之甚少。但是,常言道: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我连半瓶也没有,却偏想晃荡一下。常言又道:抛砖引玉。我的意见连砖头都够不上,抛出去,用意不过是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而已。

大家都知道,“五四”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结果是西方文化胜利了。专就文学而论,德国大诗人歌德晚年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想法。他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事实是,随着西化在全世界的推进,欧美文学也一步一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创作。中国加入文学西化的行列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比印度晚得多。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是从“五四”开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为代表。文学的世界化或者干脆说就是西化,其含义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形式上,西方的文学创作形式,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几乎统一了全球,而其思想内涵和感情色彩,则仍然是民族的。这是轻易化不了的。

从小说来看,鲁迅以后的短篇小说,在形式上,同欧美的毫无差异。唐代的传奇一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等等的影响一点也没有了。茅盾和巴金以后的长篇小说,情况也一样,《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的痕迹一点也不见了。从戏剧来看,曹禺的名剧在形式上同易卜生有什么区别呢?在其中还能看到关汉卿的影子吗?

诗歌的情况有所不同。西方诗歌,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诗歌一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很难说,西方的诗歌在形式上统一了世界。中国古代诗歌,形式虽然也比较多,但数目究竟有限。“五四”改写白话诗以后,形式如脱缰的野马,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形式,每一首诗形式都可以不同。有的诗有韵律,有的诗则什么都没有,诗与非诗的界限难以划分。我不是诗人,本来对新诗不应当乱发表意见。但是,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旧诗能背上一两百篇。我虽然不会摇头晃脑而曼声吟咏之,读来也觉得神清气爽,心潮震荡。但新诗我却一首都没背过,而且是越读越乏味。到了今天,看到新诗,我就望望然而去之。我以一个谈禅的野狐的身份,感觉到,新诗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形式。既然叫诗,必有诗的形式。虽然目前的新诗在形式方面有无限的自由性,但是诗歌是带着枷锁的舞蹈,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除掉枷锁,仅凭一点诗意——有时连诗意都没有——怎么能称之为诗呢?汉文是富于含蓄性和模糊性的语言,最适宜于诗歌创作,到了新诗,这些优点都不见了。总之,我认为,“五四”以后,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是最不成功的。

谈到散文,则情况完全相反。散文也没有固定的形式,所以,很难说,中国现代散文在形式上受了西方什么影响。在情调方面,在韵味方面,中国散文受点西方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中国白话散文凭借的是丰厚的几千年的优异传统。恐怕20世纪的散文家都或多或少地读过古文,受到古代散文的熏陶。在谋篇布局,造词遣句方面,不会不受到古代散文的影响。古代优秀的散文名篇没有哪一篇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这一点也会影响当今的散文作家。总之,20世纪的中国散文,上承几千年的遗绪,含英咀华,吸萃扬芬,吞吐百家,熔铸古今,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成功的文体。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是以专出散文作品蜚声于中国文坛的。现在又推出谢冕教授主编,范希文先生襄助遴选的《百年百篇文学经典-散文卷》,可谓锦上添花。谢冕教授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自己又是诗人,以这双重身份推出的散文精选,必有极其精到之处,可预卜也。我相信,这样一本书会对本来是中国文学创作强项的散文创作,起激浊扬清的作用,使我们的散文创作更上一层楼,在世界文坛上发出新的更耀眼的光芒。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散文的真精神

散文的真精神

自从有了文学史以来,散文就好像是受到了歧视。一般人谈论起文学类别来,也往往只谈诗歌、小说、戏剧这“老三样”。即使谈到散文,也令人有“敬陪末座”之感。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然而有其原因。

一般讲到散文的应用,不外抒情与叙事两端。抒情接近诗歌,而叙事则邻近小说。散文于是就成了动物中的蝙蝠,亦鸟亦兽,非鸟非兽。在文学大家庭中,仿佛成了童养媳,难乎其为文矣。

不管是抒情,还是叙事,散文的真精神在于真实。抒情要真挚动人而又不弄玄虚;叙事不容虚构而又要有文采,有神韵。可是有一些人往往是为了消遣而读书。文学作品真实与否,在所不计。即使是胡编乱侃,只要情节动人,能触他们灵魂深处的某一个并不高明的部位,使他们能够得到一点也并不高明的快感,不用费脑筋,而又能获得他们认为的精神享受,在工作之余,在飞机上,在火车中,一卷在手,其乐融融,阅毕丢掉,四大皆空。

散文担当不了这个差使。于是受到歧视。

倘若把文学分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话,散文接近阳春白雪。真要欣赏散文,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艺术修养。虽然用不着焚香静坐,也要有一定的环境。车上,机上,厕上,不是适宜的环境。

你是不是想把散文重新塞进象牙之塔,使它成为小摆设,脱离广大的群众呢?敬谨答曰:否。我只是想说,文学作品都要能给读者一点美感享受。否则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它的社会意义。但是,美感享受在层次上是不尽相同的。散文给予的美感享受应该说是比较高级的美感享受,是真正的美感享受。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洗涤人的灵魂。像古希腊的悲剧,它能使人“净化”;但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净化。

写到这里,我必须谈一谈一个对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身边琐事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到近现代,最能感动人的散文往往写的都是身边琐事。即以本书而论,入选的中国散文中有《陈情表》、《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别赋》、《三峡》、《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祭十二郎文》、《陋室铭》、《钴潭西小丘记》、《醉翁亭记》、《秋声赋》、《前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等等宋或以前的散文名篇,哪一篇不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又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只有真实地写真实的身边琐事,才能真正拨动千千万万平常人的心弦,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宇宙大事,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当然能震撼人心。然而写这些东西,如果掌握不好,往往容易流于假、大、空、废“四话”。四话一出,真情必隐,又焉能期望这样的文章能感动人呢?

在这一点上,外国的散文也同中国一样。只要读一读本书中所选的外国作家的散文,就能够一目了然,身边琐事和个人一点见景生情而萌生的小小的感触,在这些散文中也占重要的地位,我就不再细谈了。

谈到外国散文,我想讲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那几个文化大国中,文学创作都是非常繁荣昌盛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都比较平衡。一谈到散文,则不尽如此。有的国家散文创作异常发达,有的国家则比较差,其间的差距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比如,英国是散文大国,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这里的散文大家灿若列星,一举就能举出一连串的光辉的名字。法国次之,而德国则几乎找不出一个专以散文名家的大家。原因何在呢?实在值得人们仔细思考而且探讨。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至少是最大的散文大国。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教我们英国散文的是后来当了台湾外交部长的一位教授。他把英国散文说得天花乱坠。我读了一些,也觉得确实不错。遥想英国人坐在壁炉前侃天说地的情景,娓娓而谈,妙趣横生,真不禁神往。愧我愚鲁,感觉迟钝,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憬然顿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界上真正的散文大国其实就是中国。在“经”中间有好散文,在“史”和“子”中,绝妙的散文就更多。在“集”中,除了诗歌以外,几乎都是散文。因此,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以及从历史上悠久上来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事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明中国散文的优越性。自从五四倡导新文学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管齐下,各有独特的成绩。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四个方面,哪一方面成就最大?言人人殊,不足为怪。我不讨论这个论争。但是有人说,四者中成就最大的是散文。我不评论这个看法的是非曲直;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很有启发性的。专就形式而论,诗歌模仿西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小说,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哪里有一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唐代传奇、《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的影子?它们已经“全盘西化”了。至于戏剧,把中国戏剧置于易卜生等的戏剧之中,从形式上来看,还有一点关汉卿等等的影子吗?我不反对“西化”,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至于散文,则很难说它受到了多少西方影响,它基本是中国的。我个人认为,这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散文国家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散文成就最大,难道还能有什么理由来批驳吗?

既然把散文摆上了这样高、这样特殊的位置,散文,特别是中国散文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有人说,散文的特点就在一个“散”字,散文要松松散散。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什么地方,就写到什么地方。率意而行,一片天机,挥洒自如,如天马行空。何等潇洒!何等自如!我对这种说法是有怀疑的。如果不是英雄欺人,就是完全外行。现在确实有些散文确实“散”了,但是散得像中小学生的作文。这样的东西也居然皇皇然刊登在杂志上,我极不理解。听说,英国现代个别作家坐在咖啡馆里,灵感忽然飞来,于是拿起电话,自己口述,对方的秘书笔录,于是一篇绝妙文章就此出笼。这是否是事实,我不敢说。反正从中国过去的一些笔记中看到的情况与此截然相反。一些散文大家,一些散文名篇,都是在长期锻炼修养的基础上,又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的情况下,千锤百炼写出来的。尽管有的文章看起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一点费力的痕迹都没有,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劳动,只有作者和会心人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散文和世界散文的一点肤浅的看法。我自己当然认为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写出来。至于究竟如何,这要由读者来判断了。

因为自己不在坛上,对文坛上的情况不甚了了。风闻现在散文又走俏了。逖听之下,不禁狂喜,受了多年歧视的散文,现在忽然否极泰来,焉得不喜!而读者也大概对那些秘闻逸事,小道新闻,政坛艺坛文坛上的明星们的韵事感到腻味了。这是读者水平提高的表现,我又焉得不喜!

在这样出书难卖书难的十分严峻的环境中,江苏文艺出版社竟毅然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散文精华。对于这样的眼光与魄力,任何人也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这篇序文本来是请冯至先生写的。他是写这篇序文的最适宜的人选。可惜天不假年,序写未半,遽归道山。蒙编选同志和姚平垂青,让我来承担这个任务,完成君培先生未竟之业,自愧庸陋,既感光荣与惶恐;哲人其萎,又觉凄凉与寂寞。掷笔长叹,不禁悲从中来。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我怎样写散文(1)

我怎样写散文(一)

我从小就喜欢舞笔弄墨。我写这种叫做散文的东西,已经有50年了。虽然写的东西非常少,水平也不高,但是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却有不少的感性认识。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原因是很明显的。天天上班、下班、开会、学习、上课、会客,从家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课堂,又从课堂回家,用句通俗又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三点一线。这种点和线都平淡无味,没有刺激,没有激动,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这里用得上一个已经批判过的词儿: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迫切的愿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如果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流传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别人。自古以来,应制和赋得的东西好的很少,其原因就在这里。宋代伟大的词人辛稼轩写过一首词牌叫做“丑奴儿”的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要勉强说愁,则感情是虚伪的,空洞的,写出的东西,连自己都不能感动,如何能感动别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勉强写东西,不要无病呻吟。

即使是有病呻吟吧,也不要一有病就立刻呻吟,呻吟也要有技巧。如果放开嗓子粗声嚎叫,那就毫无作用。还要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反反复复,简练揣摩。要细致观察一切人,观察一切事物,深入体会一切。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观,一定就会有收获。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微笑,一个婴儿的鲜苹果似的双颊上的红霞,一个农民长满了老茧的手,一个工人工作服上斑斑点点的油渍,一个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一个教师住房窗口深夜流出来的灯光,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倘一深入体会,不是也能体会出许多动人的涵义吗?你必须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个酿蜜的蜂子,酝酿再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境交融,浑然一体,在自己心中形成了一幅“成竹”,然后动笔,把成竹画了下来。这样写成的文章,怎么能不感动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细致观察,反复酝酿,然后才下笔。

创作的激情有了,简练揣摩的工夫也下过了,那么怎样下笔呢?写一篇散文,不同于写一篇政论文章。政论文章需要逻辑性,不能持之无故,言之不成理。散文也要有逻辑性,但仅仅这个还不够,它还要有艺术性。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说:“不学诗,无以言。”写散文决不能平铺直叙,像记一篇流水账,枯燥单调。枯燥单调是艺术的大敌,更是散文的大敌。首先要注意选词造句。世界语言都各有其特点,中国的汉文的特点更是特别显著。汉文的词类不那么固定,于是诗人就大有用武之地。相传宋代大散文家王安石写一首诗,中间有一句,原来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他觉得不好;改为“春风又过江南岸”,他仍然觉得不好;改了几次,最后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自己满意了,读者也都满意,成为名句。“绿”本来是形容词,这里却改为动词。一字之改,全句生动。这种例子中国还多得很。又如有名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原来是“僧推月下门”,“推”字太低沉,不响亮,一改为“敲”,全句立刻活了起来。中国语言里常说“推敲”就由此而来。再如咏早梅的诗:“昨夜风雪里,前村数枝开”,把“数”字改为“一”字,“早”立刻就突出了出来。中国旧诗人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在炼字上。我想,其他国家的诗人也在不同的程度上致力于此。散文作家,不仅仅限于造词遣句。整篇散文,都应该写得形象生动,诗意盎然。让读者读了以后,好像是读一首好诗。古今有名的散文作品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中国古代的诗人曾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理论,有的主张神韵,有的主张性灵。表面上看起来,有点五花八门,实际上,他们是有共同的目的的。他们都想把诗写得新鲜动人,不能陈陈相因。我想散文也不能例外。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写诗那样来写散文。

光是炼字、炼句是不是就够了呢?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炼篇。关于炼字、炼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著作中,也包括大量的所谓“诗话”,讨论得已经很充分了。但是关于炼篇,也就是要在整篇的结构上着眼,也间或有所论列,总之是很不够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文人学士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我怎样写散文(2)

炼篇包括的内容很广泛。首先是怎样开头。写过点文章的人都知道:文章开头难。古今中外的文人大概都感到这一点,而且做过各方面的尝试。在中国古文和古诗歌中,如果细心揣摩,可以读到不少开头好的诗文。有的起得突兀,如奇峰突起,出人意外。比如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开头两句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文章的气势把高塔的气势生动地表达了出来,让你非看下去不行。有的纡徐,如春水潺湲,耐人寻味。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头的一句话:“环滁皆山也。”用“也”字结尾,这种句型一直贯穿到底。也仿佛抓住了你的心,非看下去不行。还有一个传说说,欧阳修写《相州昼锦堂记》的时候,构思多日,终于写成,派人送出去以后,忽然想到,开头还不好,于是连夜派人快马加鞭把原稿追回,另改了一个开头:“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这样的开头有气势,能笼罩全篇。于是就成为文坛佳话。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几百。这些都说明,我们古代的文人学士是如何注意文章的开头的。

开头好,并不等于整篇文章都好,炼篇的工作才只是开始。在以下的整篇文章的结构上,还要煞费苦心,惨淡经营。整篇文章一定要一环扣一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要严丝合缝,无懈可击。有人写文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前言不搭后语,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在整篇文章的气势方面,也不能流于单调,也不能陈陈相因。尽管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应该注意培养这种风格,这只是就全体而言。至于在一篇文章中,却应该变化多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不同的风格:《史记》的雄浑,六朝的秾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无不各擅胜场。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中国的骈文、诗歌,讲究平仄,这是中国语言的特点造成的,是任何别的语言所没有的。大概中国人也不可能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现象,一定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才摸索出来的。我们写散文当然与写骈文、诗歌不同。但在个别的地方,也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这样可以助长行文的气势,使文章的调子更响亮,更铿锵有力。

文章的中心部分写完了,到了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个难题。我上面讲到:文章开头难。但是认真从事写作的人都会感到:文章结尾更难。

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起见,我还是举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例子。上面引的《醉翁亭记》的结尾是:“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以“也”字句开始,又以“也”字句结尾。中间也有大量的“也”字句,这样就前后呼应,构成了一个整体。另一个例子我想举杜甫那首著名的诗篇《赠卫八处士》,最后两句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样就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洋洋洒洒数百言,或在天上,或在地下。最后的结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使人有余味无穷的意境。还有一首诗,是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结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对这句的解释是有争论的。据我自己的看法,这样结尾,与试帖诗无关。它确实把读者带到一个永恒的境界中去。

上面讲了一篇散文的起头、中间部分和结尾。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而且要有一个中心的旋律贯穿全篇,不能写到后面忘了前面,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写篇把散文,有什么了不起?可你竟规定了这样多的清规戒律,不是有意束缚人们的手脚吗?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清规戒律。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律,没有规律就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一种文学艺术之所以区别于另一种文学艺术,就在于它的规律不同。但是不同种的文学艺术之间又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启发,而且是借鉴得越好,则这一种文学艺术也就越向前发展。任何国家的文学艺术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许还有人要问:“古今的散文中,有不少是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本色天成,并没有像你上面讲的那样艰巨,那样繁杂。”我认为,这种散文确实有的,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信笔写来,实际上是作者经过了无数次的锻炼,由有规律而逐渐变成表面上看起来摆脱一切规律。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规律,也许还是更难掌握的更高级的一种规律。

我学习写散文,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如果说有一个散文学校,或者大学,甚至研究院的话,从年限上来看,我早就该毕业了。但是事实上,我好像还是小学的水平,至多是中学的程度。我上面讲了那样一些话,决不意味着,我都能做得到。正相反,好多都是我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说,我想这样做,而还没有做到。我看别人的作品时,也常常拿那些标准来衡量,结果是眼高手低。在50年漫长的时间内,我搞了一些别的工作,并没有能集中精力来写散文,多少带一点客串的性质。但是我的兴致始终不衰,因此也就积累了一些所谓经验,都可以说是一得之见。对于专家内行来说,这可能是些怪论,或者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却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列子-杨朱篇》讲了一个故事: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

我现在就学习那个田夫,把我那些想法写了出来,放在选集的前面。我相信,我这些想法至多也不过同负暄相类。但我不想得到重赏,我只想得到赞同,或者反对。就让我这一篇新的野叟曝言带着它的优点与缺点,怀着欣喜或者忧惧,走到读者中去吧!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我怎样写散文(3)

我怎样写散文(二)

我从小好舞笔弄墨,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敢妄想成为什么文学家,可是积习难除,一遇机缘,就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积之既久,数量已相当可观。我曾经出过三本集子:《朗润集》、《天竺心影》、《季羡林选集》(香港),也没能把我所写的这一方面的文章全部收进去。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建议我把所有这方面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子。我对于这一件事不能说一点热情都没有,这样说是虚伪的;但是我的热情也不太高:有人建议收集,就收集吧。这就是这一部集子产生的来源。

集子里的东西全部属于散文一类。我对于这一种文体确实有所偏爱。我在《朗润集-自序》里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仍然保留原来的意见。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散文国家,历史长,人才多,数量大,成就高,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中国的语言有关。中国汉语有其特别优越之处。表现手段最简短,而包含的内容最丰富。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是,使用的劳动量最小,而传递的信息量最大。此外,在声调方面,在遣词造句方面,也有一些特点,最宜于抒情、叙事。有时候可能有点朦胧,但是朦胧也自有朦胧之美。“诗无达诂”,写抒情的东西,说得太透,反而会产生浅显之感。

我为什么只写散文呢?我有点说不清楚。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叫做“诗人”。我当时恐怕也写过诗,但是写得并不多,当然也不好。为什么竟成为“诗人”了呢?给我起这个绰号的那一些小伙伴几乎都已作古,现在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个隐而不彰的信息:我一向喜欢抒情的文字。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的时候,真正打动了我的心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一类的文字,简直是百读不厌,至今还都能背诵。我还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散文应该以抒情为主,叙事也必须含有抒情的成分,至于议论文,当然也不可缺,却非散文正宗了。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所谓“身边琐事”这个问题。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在解放前,反对写身边琐事的口号是一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我觉得,当时这样提是完全正确的。在激烈的斗争中,一切涣散军心、瓦解士气的文章都是不能允许的。那时候确实有一些人想利用写身边琐事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消灭人们的斗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写身边琐事是无可非议的、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义正辞严、疾言厉色地来反对写身边琐事。到了今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对身边琐事应该加以细致分析了。在“四人帮”肆虐时期,甚至在那个时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假、大、空的文学作品,凭空捏造,很少有事实依据,根据什么“三突出”的“学说”,一个劲地突出、突出,突得一塌糊涂。这样做,当然谈不到什么真实的感情。有的作品也曾流行一时,然而,曾几何时,有谁还愿意读这样的作品呢?大家都承认,文学艺术的精髓在于真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内容不真实,用多么多的篇幅,写多么大的事件,什么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宇宙大事,词藻再华丽,气派再宏大,也无济于事,也是不能感人的。文学作品到了这个地步,简直是一出悲剧。我们千万不能再走这一条路了。

回头再看身边琐事。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的文章写的确实是一些身边琐事,决不是国家大事,无关大局。但是,作者的感情真挚、朴素,语言也不故意扭捏做作,因而能感动读者,甚至能让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读者在内心深处起着共鸣。这样写身边琐事的文章能不给以很高的评价吗?我上面列举的那许多篇古文,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呢?连近代人写的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些文章,比如鲁迅的抒情散文,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写的难道都是国家大事吗?我甚至想说,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所谓身边琐事,范围极广。从我上面举出的几篇古代名作来看,亲属之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亲属和朋友的生离死别,最容易使人们的感情激动。此外,人们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美好的、悲哀的、能拨动人们心弦的事物,值得一写。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古今中外的散文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的感情最容易触动,我们不禁就会想到,我们自己对待亲属和朋友有一种什么感情,我们对一切善良的人、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一种什么态度。至于写景的文章,如果写的是祖国之景,自然会启发我们热爱祖国;如果写的是自然界的风光,也会启发我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陶冶我们的性灵,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平凡之中见真理,琐细之中见精神,这样的身边琐事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大大地去写吗?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我怎样写散文(4)

今天,时代变了,我们的视野也应当随之而扩大,我们的感情不应当囿于像过去那样的小圈子里,我们应当写工厂,应当写农村,应当写革新,应当写进步。但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个人的感受,我们的灵魂往往从一些琐事触动起。国家大事当然也可以写,但是必须感情真挚。那一套假、大、空的东西,我们再也不能要了。

这就是我了解的身边琐事。收在这一个集子里面的文章写的几乎都是这样的身边琐事。我的文笔可能是拙劣的,我的技巧可能是低下的。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也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我决不敢说,这些都是好文章。我也决不说,这些都是垃圾。如果我真认为是垃圾的话,当然应当投入垃圾箱中,拿出来灾祸梨枣,岂非存心害人?那是虚伪的谦虚,也为我所不取。

我的意思无非是说,我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对别人也许还有一点好处,其中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在《朗润集-自序》中已经谈过了,那就是,我想把解放前后写的散文统统搜集在这一个集子里,让读者看到我在这一个巨大的分界线两旁所写的东西情调很不一样,从而默思不一样的原因而从中得到启发。可惜我这个美好的愿望格于编辑,未能实现。但是,我并没有死心,现在终于实现了。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可喜之处何在呢?就在于,它说明了,像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高级”的,还是其他级的,思想都必须改造,而且能够改造。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好像一谈就是“极左”。但是我个人认为,思想改造还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进行,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呢?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不是空口白话。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会从这一本集子里体察出我的思想改造的痕迹。他们会看出我在《朗润集-自序》里写的那一种情况:解放前看不到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也看不到个人的前途,写东西调子低沉,情绪幽凄。解放后则逐渐充满了乐观精神,写东西调子比较响。这种细微的思想感情方面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至少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其优越之处,确实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它能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甚至像南北极那样的变化。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觉得社会主义不行了,优越性看不出来了,这个了,那个了。我个人的例子就证明这些说法不对头。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现身说法吧!

细心的读者大概还可以从书中看到一种情况:解放前写的文章中很有一些不习见的词儿,这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在这一方面,我那时颇有一点初生犊子不怕虎的气概。然而在解放后写的文章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什么新词儿了。事实上,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小,经常翻查词典;往往是心中想出一个词儿,如果稍有怀疑,则以词典为据;词典中没有的,决不写进文章,简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意味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呢,还是一个坏现象?我说不清楚。我不敢赞成现在有一些人那种生造新词儿的办法,这些词儿看上去非常别扭。但是,在几千年汉语发展的历史上,如果一个新词儿也不敢造,那么汉语如何发展呢?如何进步呢?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如果每一个人都任意生造,语言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东西?语言岂不要大混乱吗?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眼前姑且把我解放前文章中那一些比较陌生的词儿一古脑儿都保留下来,让读者加以评判。

我在上面拉拉杂杂地写了一大篇,我把自己现在所想到的合盘托了出来。所有这一些想法,不管别人看上去会觉得多么离奇,甚至多么幼稚,但是,我自己却认为都是有道理的,否则我也不会写了出来。不过,我也决不强迫读者一定要认为是有道理的。

回顾五十多年的创作过程,看到自己笔下产生出来的这些所谓文章今天能够收集起来,心里不能不感到一点快慰。就算是雪泥鸿爪吧,这总是留下的一点痕迹。过去的50年,是世事多变的50年。我们的民族,还有我自己,都是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这种情况在集子中约略有所反映。现在我们的国家终于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自己也过了古稀之年。我还没有制定去见马克思的计划。今后,我积习难除,如果真有所感——我强调的是一个“真”字,我还将继续写下去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管目前还有多少困难,总的趋向是向上的,是走向繁荣富强的。我但愿能用自己这一支拙劣的笔鼓吹升平,与大家共同欣赏社会主义建设的钧天大乐。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文得学养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志”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言志”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归入此类。而“载道”则颇与此有别。“道”者,多为别人之“道”。古人所谓“代圣人立言”者,立的是圣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含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甚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以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学者毁誉参半。我在这里姑不细论。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惟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词藻上下“苦”功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有的辞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惟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今年计划中,想出版《著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一段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于我,敢不应命,因略述鄙见如上。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领感悟 《季羡林说写作》 惨淡经营与信笔挥洒

近几年来,由于眼睛昏花,极少能读成本的书。可是,前些日子,范敬宜先生来舍下,送来他的《敬宜笔记》。我翻看了一篇,就被它吸引住,在诸事丛杂中,没用了很长的时间,就把全书读完了。我明白了很多人情事理,得到了极大的美感享受。我必须对范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同样的谢意和敬意也必须给予小钢。是她给敬宜在《夜光杯》上开辟了专栏。

书中的文章都是非常短的。内容则比较多样。有的讲世界大事,有的讲国家大事,更多的则是市井小事,个人感受。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讲问题则是单刀直入,直抒胸臆。我想用四个“真”字来表示: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

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文风。每一篇都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不加雕饰,秀色天成。读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也都为文章所吸引,或卷或舒,得大自由,得大自在。

但是,这里却有了问题。

我仿佛听到有人责问我:“你不是主张写散文必须惨淡经营吗?你现在是不是改变了主意?”答曰:我并没有改变主意。我仍然主张惨淡经营。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几千年来,名篇佳作浩如烟海。惨淡经营是我从中归纳出来的,抽绎出来的一点经验,一条规律,并不是我的发明创作,不敢居功自傲。

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够全面。古代的散文大家们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写庄重典雅的大文章时一定是惨淡经营的,讲结构,讲节奏,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加心加意,一丝不苟。但是,如果即景生情,则也信笔挥洒,仿佛是信手拈来,自成妙文。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是有联系的。信手拈来的妙文是在长期惨淡经营的基础上的神来之笔。拿书法和绘画来打个比方。书法必须先写正楷,横平竖直,点画分明。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任意发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浮躁浅薄,急于求成,这样的书法只能成为鬼画符。绘画必须先写生素描。没有下一番苦工而乱涂乱抹,也只能成为鬼画符。

孔子晚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他毕生修养的结果。

范敬宜的《笔记》是他自己的谦称,实际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他几十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有丰富的惨淡经营的经验。现在的《笔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信手拈来的。敬宜不但在写作上有坚实的基础,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古代称之为“三绝”的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他还有胜于古代的“三绝”之处,他精通西方文化必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杜撰一个名词,称之为“四绝”。

我忽然浮想联翩,想到了范敬宜先生的祖先宋代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范仲淹。他的名著《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其中的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今天许多先进人物的座右铭。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在看来,范仲淹之泽,数十世而不斩。今天又出了像范敬宜这样的人物。

最后,我还想奉劝《夜光杯》的读者们:见了范敬宜的《笔记》千万不要放过。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学术良心”,好像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样一个词,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话,我是不信这样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质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本能作斗争的一生。有的人胜利了,也就是说,既要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人。让别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地道的坏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有人要问:既然你不承认人性本善,你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十分满意的解释。《三字经》上的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中的“习”字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过了幼稚阶段,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感到,人类必须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绝对地想到自己,那么,社会就难以存在,结果谁也活不下去。

这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头来谈“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学术涵盖面极大,文、理、工、农、医,都是学术。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这样的骗局决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为鉴戒。

这样明目张胆的大骗当然是决不允许的。还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骗,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戒心。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讲演,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成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这种例子也不是稀见的。还有,有人在谈话中告诉了他一个观点,他也据为己有。这都是没有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的行为。

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

我在这里补充几点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的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几个特色:“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这同我在上面谈的学术道德(梁启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见清代学者对学术道德之重视程度。

此外,梁启超上书中还举了一点特色:“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可以补充在这里,也可以补充在上一节中。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满招损,谦受益

“满招损,谦受益”,这本来是中国一句老话,来源极古,《尚书-大禹谟》中已经有了,以后历代引用不辍,一直到今天,还经常挂在人们嘴上。可见此话道出了一个真理,经过将近3000年的检验,益见其真实可靠。

这话适用于干一切工作的人,做学问何独不然?可是,怎样来解释呢?

根据我自己的思考与分析,满(自满)只有一种:真。假自满者,未之有也。吹牛皮,说大话,那不是自满,而是骗人。谦(谦虚)却有两种,一真一假。假谦虚的例子,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故作谦虚状者,比比皆是。中国人的“菲酌”、“拙作”之类的词,张嘴即出。什么“指正”、“斧正”、“哂正”之类的送人自己著作的谦词,谁都知道是假的,然而谁也必须这样写。这种谦词已经深入骨髓,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印象。日本人赠人礼品,自称“粗品”者,也属于这一类。这种虚伪的谦虚不会使任何人受益。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拿“菲酌”而不拿盛宴来宴请客人?为什么拿“粗品”而不拿精品送给别人?对西方人简直是一个谜。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谦虚,做学问更是如此。如果一个学者,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老年的,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够大了,没有必要再进行学习了,他就不会再有进步。事实上,不管你搞哪一门学问,决不会有搞得完全彻底一点问题也不留的。人即使能活上1000年,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在做学问上谦虚,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听说康有为说过,他年届三十,天下学问即已学光。仅此一端,就可以证明,康有为不懂什么叫学问。现在有人尊他为“国学大师”,我认为是可笑的。他至多只能算是一个革新家。

在当今中国的学坛上,自视甚高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虚怀若谷者,则绝无仅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册专著,就傲气凌人。这不利于他们的进步,也不利于中国学术前途的发展。

我自己怎样呢?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常常讲,我是样样通,样样松。我一生勤奋不辍,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但一遇到一个必须深入或更深入钻研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人们都承认,自知之明极难;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的“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因此,我从来没有觉得自满过。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又遇到了极大的矛盾:我觉得真正行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我总觉得,好多学人不够勤奋,天天虚度光阴。我经常处在这种心理矛盾中。别人对我的赞誉,我非常感激;但是,我并没有被这些赞誉冲昏了头脑,我头脑是清楚的。我只劝大家,不要全信那一些对我赞誉的话,特别是那些顶高得惊人的帽子,我更是受之有愧。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端正对待不同意见(我在这里指的只是学术上不同的意见)的态度,是非常不容易办到的一件事。中国古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可见此事自古已然。

我对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最初也不够冷静。仔细检查自己内心的活动,不冷静的原因绝不是什么面子问题,而是觉得别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心里十分别扭,简直是堵得难受,所以才不能冷静。

最近若干年来,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进步。首先,我认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是正常的现象,正如人与人的面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相同。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至于有人无理攻击,也用不着真正的生气。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最后,我还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最近我编《东西文化议论集》时,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请注意“新解”中的“新”字)和盘托出,然后再把反对我的意见的文章,只要能搜集到的,都编入书中,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分析。我对广大的读者是充分相信的,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如果我采用与此相反的方式: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中国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颇为不少。我曾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写过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吗?》。我的结论是:在有些时候,真理越辨(辩)越糊涂。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在发怪论,我其实是有感而发的。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勤奋、天才与机遇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人类的才能,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称之为“天才”。有没有“天才”呢?似乎还有点争论,有点看法的不同。“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度曾大批“天才”,但其时所批“天才”,似乎与我现在讨论的“天才”不是一回事。根据我六七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特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你能说贝多芬、莫扎特不是音乐天才吗?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十分悬殊的。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上,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到过。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的极限是有限度的。

现在,我来谈一谈天才、勤奋与机遇的关系问题。我记得六十多年前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时,读过一首英国诗人ThomasGray的诗,题目大概是叫《乡村墓地哀歌(Elegy)》。诗的内容,时隔半个多世纪,全都忘了,只有一句还记得:“在墓地埋着可能有莎士比亚。”意思是指,有莎士比亚天才的人,老死穷乡僻壤间。换句话说,他没有得到“机遇”,天才白白浪费了。上面讲的可能有张冠李戴的可能;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原谅。

总之,我认为,“机遇”(在一般人嘴里可能叫做“命运”)是无法否认的。一个人一辈子做事,读书,不管是干什么,其中都有“机遇”的成分。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机遇”不垂青,我至今还恐怕是一个识字不多的贫农,也许早已离开了世界。我不是“王半仙”或“张铁嘴”,我不会算卦、相面,我不想来解释这一个“机遇”问题,那是超出我的能力的事。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一寸光阴不可轻

中华乃文章大国,北大为人文渊薮,二者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倘机缘巧遇,则北大必能成为产生文学家的摇篮。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近几十年来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北大人灿若列星。这一个事实我想人们都会承认的。

最近若干年来,我实在忙得厉害,像50年代那样在教书和搞行政工作之余还能有余裕的时间读点当时的文学作品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幸而我还不能算是一个懒汉,在“内忧”、“外患”的罅隙里,我总要挤出点时间来,读一点北大青年学生的作品。《校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我几乎都看。前不久我读到《北大往事》,这是北大70、80、90三个年代的青年回忆和写北大的文章。其中有些篇思想新鲜活泼,文笔清新俊逸,真使我耳目为之一新。中国古人说:“雏凤清于老凤声”。我——如果大家允许我也在其中滥竽一席的话——和我们这些“老凤”,真不能不向你们这一批“雏凤”投过去羡慕和敬佩的眼光了。

但是,中国古人又说:“满招损,谦受益。”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体会这两句话的涵义。“倚老卖老”,固不足取,“倚少卖少”也同样是值得青年人警惕的。天下万事万物,发展永无穷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你们对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刻的了解。最好能背诵几百首旧诗词和几十篇古文,让它们随时涵蕴于你们心中,低吟于你们口头。这对于你们的文学创作和人文素质的提高,都会有极大的好处。不管你们现在或将来是教书、研究、经商、从政,或者是专业作家,都是如此,概莫能外。对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必实下一番功夫,简练揣摩。这对你们的文学修养是决不可少的。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则你们必然能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

宋代大儒朱子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针对性,很有意义,我现在抄给大家: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这一首诗,不但对青年有教育意义,对我们老年人也同样有教育意义。文字明白如画,用不着过多的解释。光阴,对青年和老年,都是转瞬即逝,必须爱惜。“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我们古人留给我们的两句意义深刻的话。

你们现在是处在“燕园幽梦”中,你们面前是一条阳关大道,是一条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你们要在这条大道上走上60年,70年,80年,或者更多的年,为人民,为人类做出出类拔萃的贡献。但愿你们永不忘记这一场燕园梦,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一个值得骄傲的北大人,这个名称会带给你们美丽的回忆,带给你们无量的勇气,带给你们奇妙的智慧,带给你们悠远的憧憬。有了这些东西,你们就会自强不息,无往不利,不会虚度此生。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我自己这个毛病比较少,我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但我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我举几个例子。

我于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中包括外国研究水平和资料,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自己并不满意,耿耿于怀者垂四十余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解决了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极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心中颇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佛教梵语中-am>o和u的几篇文章。1944年我在德国哥廷根写过一篇论文,谈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国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这个音变现象。最初坚决反对,提出了许多假说,但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半推半就,被迫承认,却又不干净利落,窘态可掬;因此引起了我对此人的鄙视。回国以后,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Edgerton加以反驳。但在我这方面,我始终没有忘记进一步寻找证据,进一步探索。这些情况我在上面的叙述中都已经谈到过。由于资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经过了46年,我才又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在这里,我用大量的新资料,证明了我第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正确,无懈可击。

例子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也就够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听说,国外已有学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逝不停的。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如何利用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一个“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影响研究的基础

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

在乐黛云同志主持下,郁龙余同志编选了一本《中印文学关系源流》。这是深圳大学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贡献,郁龙余同志来信要我写一篇序言。写序本不敢当,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眼前我自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想法。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文学研究领域里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势头:比较文学这一个老而又新的学科蓬勃发展起来。在全国很多地方纷纷成立学会,翻译文章,出版杂志,撰写专著。许多青年学生更是心向往之。看来这势头还在方兴未艾,发展前途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

但是,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呢?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说不清楚。用简洁扼要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办不到的。依我看,在世界上其他比较文学发达的国家,这个问题同样没有解决,好像都处在一个摸索阶段。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一些不同的比较文学流派,什么美国学派,法国学派,德国学派,苏联学派等等。这些学派各有特色,各有建树。提纲挈领地说,世界上可以说是有两大学派,代表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派着重研究直接影响,以法国学派为代表,一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以美国学派为代表。这两大学派各有拥护者,不尽是一个国家的人。两派各自提出种种理由,或者种种理论,为自己的学派辩护。——我在这里想顺便谈一谈我对外国新理论的看法,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理论都包括在内。对于这些理论,我们一定认真研究,决不能抱任何成见。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决不能作任何新奇理论的俘虏。有一些外国理论,不客气地说,简直是故弄玄虚,英雄欺人。如果我们让它牵着鼻子走,就会拜倒在它的脚下,成为它的俘虏。多少年来,我就感觉到,中国学者太老实。我们几乎没有创立什么新的文艺理论。难道是我们真不行吗?否,否,我们不是不行,而是吃亏在太老实。对于比较文学的理论,我也是作如是观。话再回到本题。对于上述两大流派,有一些学者的意见是,专研究直接影响,失之太狭;专研究平行发展,又失之太泛。而且两者在过去都有点轻视东方文学。他们的所谓比较几乎只限于同一文化体系内的比较,都是近亲,彼此彼此,比来比去,比不出什么名堂。在这一方面,两者又同有一失,失之闭塞。

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应该怎么办呢?

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应该力矫上述两个流派的弊病,融合二者之长,而去其偏颇,走出我们自己的一条新路来。我们一定要先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细致地去搜求资料,在西方各国之间,在东方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个人著作中去搜寻直接影响的证据,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一定要有根有据,决不能捕风捉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期能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创作,为我们的文艺创作充实新的内容,增添新的色彩。这样的工作做好,再进一步进行平行发展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才不至于流于空泛、缺乏说服力。

如果一开始就毫无准备、毫无资料地贸然从事所谓平行发展的研究,如像一些诗人所说的那样,“让自己的幻想插上翅膀”那就会漫无边际。如果插上的是大鹏金翅鸟的翅膀,那就更不得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结果必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那结果就不知道伊于胡底了。一个朋友很有风趣地说,现在的比较文学好象是有“无限的可比性”。这句话真正搔着了痒处。什么东西到了无限,那结果必然是有限。人的思维是既复杂,又有窠臼,社会现象也是既复杂又有窠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吃饭,睡觉,做梦,求爱,幻想,沉思,经商,治国,等等,等等,无法一一罗列;这些现象无不可比。而每比又必然有结果,深刻的结果难得,肤浅的结果易求。总之是这样的文章,人人能写,时时能写,处处能写。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灾祸梨枣,看了等于不看。

你反对幻想。否,我不反对幻想。大家都知道,没有幻想,就没有诗歌,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我反对的只是那些不费吹灰之力、草率从事、信手拈来的幻想。

你完全否定平行发展的研究。否,我从来没有笼统地反对平行发展的研究。我反对的只是那些一无基础、二无资料,完全靠着自己的“天才”、“灵感”,率尔下笔,大言不惭,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自欺欺人的所谓平行发展的研究。

我强调搜集资料,但是有的人却嗤之以鼻,认为搜集资料是低级脑力劳动,仿佛资料就摆在那里,唾手可得,用不着费多大力量。有这种想法的人,我怀疑,从来就没有搜集过资料,一点也不了解其中的甘苦。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要想在两个国家的文学中,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文学都在内,搜集资料,搜集有关直接影响的资料,起码要对两个国家的文学有深厚的工力,博览群书,有很强的记忆力,然后才能在两个方面发展主题相同、情节相同,语言相同,内容相同的材料。有时候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你如果对一个故事发生了兴趣,想到别的国家的文学中去找相同或者相类的故事,那真如大海捞针。结果总是捞不到的。有时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的偶然性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喜悦,一篇短短的不起眼的短文,往往产生于这样的偶然性。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上面这一段话,只是想说明,搜集资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就满足于搜集资料。搜集资料,不管多么重要,还不能就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部。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理论修养,所谓加强理论修养,无非是多一点唯物主义,多一点辩证法。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老生常谈。老生常谈就没有意义了吗?人必须吃饭,这是地地道道的老生常谈;但是谁不承认这也是地地道道的真理呢?没有唯物主义,没有辩证法,比较文学的研究决不能走出新路子,开创新局面。即使能哗众取宠于一时,必将失败于永久。

我上面这些想法,只能算是一得之愚,卑之无甚高论。我从来不喜欢,也不善于隐藏自己的观点,现在就直率地讲了出来,供志同道合者参考。

综观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我认为,它的指导思想,或者它的做法是同我的想法一致的。选入的文章几乎都是有关直接影响的东西。也或许是,正是为了给本书辩护,我才写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之,本书的编选态度是严肃的,我提出的想法也是严肃的。是非曲直,读者自能判断。我现在再向深圳大学,向乐黛云同志,向郁龙余同志表示谢意,感谢他们给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作出了这样一个可喜的贡献。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如何搜集资料

如何搜集资料

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可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陈寅恪先生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竟比原文还要多几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约略等于陈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积太小,这样做是办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后,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否则,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片,上面记的可能是最关重要的材料,这样会影响你整篇文章的质量,不得不黾勉从事。至于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这样写成的文章,其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只要与你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目录,你必须清楚。否则,人家已经有了结论,而你还在卖劲地论证,必然贻笑方家,不可不慎。

我想顺便谈一谈材料有用无用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有个时机问题。大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你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你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也并不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则所有这样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你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你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思考起乙问题来。你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样的经验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别人也必然相同。

那么怎么办呢?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多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索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资料是最重要的。在旧时代,虽有一些类书之类的书籍,可供搜集资料之用,但作用毕竟有限。一些饱学之士主要靠背诵和记忆。后来有了索引(亦称引得),范围也颇小。到了今天,可以把古书输入电脑,这当然方便多了。但是已经输入电脑的书,为数还不太多,以后会逐渐增加的。到了大批的古书都能输入电脑的时候,搜集资料,竭泽而渔,便易如反掌了。那时候的工作重点便由搜集转为解释,工作也不能说是很轻松的。

我这一生,始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我搜集资料始终还是靠老办法,笨办法,死办法。只有一次尝试利用电脑,但可以说是毫无所得,大概是那台电脑出了毛病。因此我只能用老办法,一直到我前几年集中精力写《糖史》时,还是靠自己一页一页地搜寻的办法。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不管用什么办法,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在电脑普遍使用之前,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竭泽而渔,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也必须做到广征博引,巨细不遗,尽可能地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搜集在一起。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我个人认为,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搜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我生平有多次经验,或者毋宁说是教训,我对一个问题做出了结论,甚至颇沾沾自喜,认为是不刊之论。然而,多半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又发现了新资料,证明我原来的结论是不全面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总之,一句话:搜集资料越多越好。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才、学、识

才、学、识

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我在下面分别谈一谈。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理论

现在一讲理论,我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一、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绝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哲学家们有权利去作深奥的阐述,我辈外行,大可不必。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如此而已。我这种幼儿园水平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和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知识面

要求知识面广,大概没有人反对。因为,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窄狭,多么专门,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这样说已经近于常识,不必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精通一门自然科学,那就更好。今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学科阵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此外,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不管你认为多么离奇荒诞,也必须加以研究,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不能简单地盲从或拒绝。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外语

外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若再详细论证,恐成蛇足。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听,能说,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不能出国门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我们不能不认真严肃地加以考虑。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汉语

汉语

我在这里提出汉语来,也许有人认为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我还不能说汉语吗?”“我还不能写汉文吗?”是的,你能说,也能写。然而仔细一观察,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汉语水平是非常成问题的。每天出版的报章杂志,只要稍一注意,就能发现别字、病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真要想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绝非轻而易举。要能做到这一步,还必须认真下点工夫。我甚至想到,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只有承认这一个事实,我们的汉语水平才能提高,别字、病句才能减少。

我在上面讲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都平淡无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这同我在上面引鲁迅先生讲的笑话中的“勤捉”一样,看似平淡,实则最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我想到这样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写了出来,其意不过如野叟献曝而已。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知识结构与智能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个学习——广义的学习的过程。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人主动,有的人被动。而意识到这一点又主动去学习的,其效果往往高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被动地去学习的。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稍一思考,就豁然了。

我们现在把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划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等阶段。这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了计算方便、工作方便,不得不尔。每一个阶段,都规定了具体的学习任务、具体的要求。看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界限,似乎十分分明。事实上决不是这个样子。从宏观上来看,一个人一生的学习,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哪一个阶段学习完,也不等于整个学习任务完。古人说:“学无止境”,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认为,大学一毕业,或者研究院一毕业,就算学到头了,这是一种误解,是对学习很不利的。

同上面说的这一层意思有密切联系的,是另外一个事实。这就是,从知识结构上来看,它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须要随时变动,随时调节。知识结构在上述几个学习阶段中,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样。世界在千变万化,社会在飞速前进,特别在今天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知识结构,必须随时更新,随时调节。一天不更新,一天不调节,就可能被时代潮流抛在后面。我可以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表达这个看法:稍纵即逝。

就拿研究学问来说吧。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只研究一个题目,探讨一个问题。学者们都往往要研究一个以上的题目。而且研究什么题目,往往很难预先制定计划,由一个题目想到另一个题目,其中难免有些偶然性。古今中外许多大学者都可以作证。从他们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这种情况。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能证明同一个事实。研究一个题目,只要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不足之处。如果换一个题目,另起炉灶,那情况就更严重,非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行。这种调节往往是螺旋式地上升的。开头时,所知甚少;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随着调节的加多、加速,知识也越来越多,知识结构也调节得越来越能适应研究工作的要求。这反过来又能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提高。如此循环往复,宛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以至无穷。

在这里,我不妨举几个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来作例子。我是搞语言研究工作的,研究过古代印度语言——吠陀语、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后来把兴趣集中到佛教语言——巴利语和佛教混合梵语上,又扩大到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回国以后,受到资料的限制,被迫搞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从表面上看起来,都同自然科学联系不大。但是,当时想确定巴利语和混合梵语的sīyati这个字的含义时,就碰到了水结冰后体积膨胀的问题,这属于自然科学。在这里,我必须调节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看一点自然科学的书。后来,我因为探讨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沙糖制造的历史。在某些环节上,这又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了。我的知识结构又必须调节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怎样来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呢?

本书中王通讯同志的文章《知识结构与智能结构》,提出了调节知识结构两个要诀:一是靠反馈,二是靠预测。我认为,他提出这两个要诀是非常重要的,深中肯綮的。文章具在,我不必重复了。

我在上面讲到,在人生的青少年阶段上,人们人为地划分为许多阶段。每一个阶段同另一些阶段,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从调节知识结构的观点上来看,也是如此。但是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一点:调节知识结构,大学(包括研究院)是一个关键时期。这是因为,在中小学时期,学习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动性少而被动性多。知识结构比较简单。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者不多。到了大学,也就是按部就班学习的最后阶段,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会,转入人生一个新阶段。此时,按部就班的学习,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学生的主动性增多,被动性减少。知识结构逐渐丰满,独立思考问题的必要与可能都与日俱增。在这个关键时刻,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反馈与预测两个要诀,随时注意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至于怎样进行调节,本书中许多老师的文章都讲到了自己的经验。只要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必有收获。

最后,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在开头时讲的那一段话:人的一生是一个学习过程。大学或研究院毕业,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决不是学习的终结。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下去的,一直到不能学习的那一天。我们毕生的座右铭应该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老而不已,学习终生。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王国维在他著的《人间词话》里说了一段话: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尽管王国维同我们在思想上有天渊之别,他之所谓“大学问”、“大事业”,也跟我们了解的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段话的基本精神,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现在我就根据自己一些经验和体会来解释一下王国维的这一段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思是:在秋天里,夜里吹起了西风,碧绿的树木都凋谢了。树叶子一落,一切都显得特别空阔。一个人登上高楼,看到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引到天边,不知道究竟有多么长。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时的情景。志虽然已经立定,但是前路漫漫,还看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

说明第二个境界的那几句词引自欧阳修的《蝶恋花》。王国维只是借用那两句话来说明:在工作进行中,一定要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日夜不停,坚持不懈,以致身体瘦削,连衣裳的带子都显得松了。但是,他(她)并不后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顾自己的憔悴。

在三个境界中,这可以说是关键。根据我自己的体会,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后,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成功。无论是在对自然的斗争中,还是在阶级斗争中,要想找出规律,来进一步推动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事情。就拿我们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吧,搞自然科学的,既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实验,又要积累资料。搞社会科学的,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决不容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许徘徊犹豫。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工作是艰苦的,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对王国维来说,工作的动力也许只是个人的名山事业。但是,对我们来说,动力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动力同王国维时代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所谓不顾身体的瘦削,只是形象的说法,我们决不能照办。在王国维时代,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既要刻苦钻研,同时又要锻炼身体。一马万马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明第三个境界的词引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小说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来说明获得成功的情形。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这三个境界,一般地说起来,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极其辉煌的。他这一番话,完全出自亲自的体会和经验,因此才这样具体而生动。

到了今天,社会大大地进步了,我们的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应该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艰苦奋斗,攀登科学的高峰。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文学作品的“三性”

文学作品的“三性”

最近翻看宋人笔记,发现一条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稍有改变的笔记,竟出现在八本书中。我现在从宋赵与的《宾退录》卷九中把这条笔记抄在下面: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条笔记始作俑者是谁,我想,我们不必去深究。既然它出现在几本书中,可见它触到了一些人的灵魂,引起了共鸣。我们今天读了,仍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共鸣。至少是我自己,还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读了《出师表》、《陈情表》和《祭十二郎文》,确有想堕泪之意。这几篇古典文学作品确实触碰到了我们内心中的某一些地方,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受到感动,得到了“净化”。

但是,最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的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有阶级性的,是有时代性的,是有民族性的。《红楼梦》中贾府上的焦大不会喜欢林妹妹,事实昭著,不容否认。这一套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有其正确之处,也不容否认。

连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代诗人赵瓯北也高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赵瓯北的论点。李杜文章到了现代,经过了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仍然很“新鲜”。像李白、杜甫,中国还有一些诗人和散文家,诸葛亮、李密和韩愈就属于这一些人。外国也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这些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哪里去了呢?我个人觉得,倒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敢于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

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我这种说法或者想法,在文艺理论家眼中,也只能是文艺理论幼儿园的水平。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谁要提“人性”就是“人性论”,而“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离开反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我们今天托了改革开放的福,敢于把人性提了出来。我偶然读到宋人的笔记,心有所感,不避幼儿园之讥,写了以上这许多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1)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

谈义理

清代桐城派主将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我觉得,这种三分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是十分自然的,它也为我所服膺。

在三者之中,我最不善义理,也最不喜欢义理。我总觉得,义理(理论)这玩意儿比较玄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矛盾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理论家真正说透。以我的愚见,绝对纯之又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没有的。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家,或者满篇教条,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说理,或者视理论如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最终让读者如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乱说不能立即受到惩罚。搞自然科学,你如果瞎鼓捣,眼前就会自食其果,受到惩罚。社会科学理论说错了,第二天一改,脸也用不着红一红。因此,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对理论的偏见越来越深。我安于自己于此道不擅长,也不求上进。

这并不等于说,我抹杀所有的理论。也有理论让我五体投地地佩服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经过了几十年的学习与考验,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包括了历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即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要不断发展,但是迄今它发展达到的水平让我心服口服。

这种轻视理论的做法是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呢?可能是的。一个人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即使是偏见吧,我目前还不打算去改变。我也决不同别人辩论这个问题,因为一辩论,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弄得大家一起坠入五里雾中。我只希望理论家们再认真一点,再细致一点,再深入一点,再严密一点。等到你们的理论能达到或者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水平时,无需辩论,无需说明,我自然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你们脚下。

说文章

谈到文章,我觉得,里面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专门搞文章之学的,一个是搞义理或考证之学而注意文章的。专门搞文章之学的是诗人、词人、散文家等等。小说家过去不包括在里面。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把文章写好,文章写不好,就不能成为诗人、词人、散文家、小说家。道理一清二楚,用不着多说。搞义理或考证之学的人,主要任务是探索真理,不管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还是小事情上的真理,都是探索。至于是否能把文章写好,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要求弟子们在讲话方面要有点文采,是很有道理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义理学或考证学的专家们,有的文章写得好,有的就写得不怎么好。写得好的,人家愿意看,你探索的真理容易为别人所接受。写得不好的,就会影响别人的接受,这个道理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认为,对不专门从事文章之学的学者来说,认真把文章写好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论考证

谈到考证,亦称考据,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也是清代朴学大师所最擅长的东西,同时又是解放后受到一些人责难的东西。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为考证辩诬》,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里只谈我的想法和做法。

首先,我觉得考证之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没有一些人加给它的那种作用,也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不要夸大它的功绩,也不要随便加给它任何罪状,它只是做学问的必要的步骤,必由之路。特别是社会科学,你使用一种资料,一本书,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这种资料,这本书,是否可靠,这就用得着考证。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没有后人窜入的或者更改的东西?如果这些情况都弄不清楚,而望文生义或数典忘祖,贸然引用,企图证明什么,不管你发了多么伟大的议论,引证多么详博,你的根据是建筑在沙漠上的,一吹就破。这里就用得着考证。必须通过细致的考证才能弄清楚的东西,你不能怕费工夫。现在间或有人攻击烦琐的考证,我颇有异议。如果非烦琐不行的话,为什么要怕烦琐?用不着的烦琐,为了卖弄而出现的烦琐,当然为我们所不取。

其次,在进行论证时,我服膺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已经被批了很长的时间了,也许有人认为,已经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人们都谈虎色变,不敢再提。可是我对此又有异议。过去批判这两句话,批判一些人,是在极左思想支配下——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冒充辩证法,鱼目混珠,实际上是伪辩证法——来进行的。头脑一时发热,在所难免,我自己也并非例外。但是,清醒之后,还是以改一改为好。我现在就清醒地来重新评估这两句话。

我个人认为,古今中外,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哪一个人在进行工作时也离不开这两句话。不这样,才是天大的怪事。在开始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你对于这个课题总会有些想法吧,这些想法就是假设。哪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而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呢?为什么要“大胆”?意思就是说,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从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不然,如果一开始就谨小慎微,一大堆清规戒律,满脑袋紧箍,一点幻想力都没有,这绝对不会产生出什么好结果的。哥白尼经过细致观测,觉得有许多现象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说解释不了的,于是假设了日中心说。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没有这个胆量,太阳恐怕还要绕地球运转若干年。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

那么,大胆的假设,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有了假设,不等于就有了结论。假设只能指导你去探讨,去钻研。所有的假设,提出来以后,都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观材料证实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设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观材料相违,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有的假设经不住客观材料的考验,甚至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凡是搞点科学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没有定准儿。这就叫做小心的求证。

那么,小心的求证,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关于义理、文章与考证(2)

也有人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假设,自己认为是神来之笔,是灵感的火花,极端欣赏,极端自我陶醉。但是后来,客观材料,包括实验结果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正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当机立断,毅然放弃自己的假设,另觅途径,另立新说。这是正途。可是也有个别的人,觉得自己的假设真是美妙绝伦,丢掉了万分可惜。于是不惜歪曲材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选取对自己的假设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迁就自己的假设的结论。这是地道的学术骗子。这样的“学者”难道说是绝无仅有吗?

这就是我理解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是丝毫也无可非议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学者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搜集材料,来证实结论。“以论带史”派的学者,我认为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他们从什么人的著作里找到了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在搜集材料时,凡有利于这个结论的,则统统收进来;凡与这个结论相违反的,则统统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最后磨出一个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而让步政策则是“修正主义”。研究清官与赃官问题时,竟然会说赃官要比清官好得多,因为清官能维护封建统治,而赃官则能促成革命,从而缩短封建统治的寿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研究方法根本用不着假设,不大胆的假设也用不着。至于小心的求证,则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谈不到小心不小心。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的结论是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他们是代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

用这样的方法,抱这样的态度,来研究学问,学问会堕落到什么程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我服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理由就是这一些。另外可能还有别的解释,则非愚钝如不佞者所能知矣。

统观自己选出来的这一些文章,不管它们是多么肤浅,我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须先有新假设。假设一提出,还不就是结论。不管假设多么新,在证实之前,都不能算数。我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有的假设,自己最初认为是神来之笔,美妙绝伦;一旦证实它站不住脚,必须丢弃。这时往往引起内心的激烈波动,最终也只能忍痛丢弃。我的做法大体上就是如此。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我也决不敢说,我的这些所谓新看法都是真理。一部人类的学术史证明了,学术一定要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将来有新材料发现,或者找到了观察问题的新的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结论也势必要加以修改,这是必然的。

现在归纳起来可以说,我过去五六十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可是原来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到了今天,通过这个自选活动,我才真正全面而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考证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这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什么叫真理?大家的理解也未必一致。有的人心目中的真理有伦理意义。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事情是什么样子,你就说它是什么样子。这是唯物主义,同时也是真理。我体会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就是这样的真理。他这一句话颇耐人寻味。同样是真理,事情却有大小。哥白尼倡日中心说,这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弄清楚一个字或一句话的古音古义,这是小事情上的真理。事情有大有小,而其为真理则一也。有人夸大考证的作用,说什么发现一个字的古音,等于发现了一颗新星。这有点过分夸张。这样的发现与哥白尼的日中心说是不能比的。不管怎样,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是无法否认的。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

“模糊”、“分析”与“综合”

我在几篇文章中,多次使用了“模糊”、“分析”与“综合”这三个词儿。在分析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时,使用这几个词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却并没有给这几个词儿下严格的、比较科学的定义。这样恐怕会引起误解,特别是“模糊”这个词儿更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模糊一团”、“糊里糊涂”等等。因此,我现在做一点必要的补充,意在简略地界定词儿的含义。详细解释,尚非其时。我在说明时要引征两篇文章:

一解兴武《艺术的模糊思维》。

二王明居《审美中的模糊思维》。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先谈“模糊”

先谈“模糊”

“模糊”绝不是我们常常说的“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等等,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的定义的。文二说:“现代科学表明,人的神经细胞主要遍布在大脑皮质上,大脑皮质上神经细胞的数目约有150亿之多。它们之间形成了极其复杂的联系网络,彼此沟通,相互影响。每个细胞与其他细胞可产生两千多种联系。”神经细胞既有稳定性,也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正是大脑皮层神经细胞信息传递的根本特点,它是模糊思维的生理机制的产生根源。”

文一引用李晓明的说法:“模糊性的本质是宇宙普遍联系和连续运动在人类思维活动中的反映。模糊性并非物质的本质属性,也不是人脑主观的产物,而是客体在人类意识的映照下,成为模糊性的栖身寓所,即‘人类认识模糊性产生的客观根源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文一又引李晓明关于模糊与明晰的关系的论述:“一言以蔽之,‘明晰兮模糊所伏,模糊兮明晰所倚’。”这里最重要的两点是:一,模糊性的本质是宇宙普遍联系和连续运动在人类思维活动中的反映;二,模糊与明晰的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这两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以上的说明虽然是极其简略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模糊”的科学含义。在分析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使用这个词儿时,我们不能偏离这个含义。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再谈“分析”

文二说:“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的方法,叫做分析。一谈到分析,人们往往把它归结为经典分析,认为它是一种追求事物的质量的精确性的条分缕析的科学方法。因此,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因果分析,元过程分析等等,便成为这种分析的主要品类。”但是,除了这经典分析以外,还有更科学的模糊分析,它是与模糊思维相联系的。

我讲西方文化是以分析为基础的,指的是经典分析。这种分析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没有用处。它确实帮助我们认识到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本身许多本质的东西。但是,这种分析是有限度的,是有极限的。它受到许多限制,比如解剖学,中国过去也有过,但是兴旺发达却是在西方。它帮助我们认识了动物、植物和人体的许多真实现象;但是它有局限。一旦解剖刀割了下去,被割的东西就成了死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消逝了。因此,我们不能说,西方的分析方法是通向真理的唯一或最可靠的道路。

还有一条综合的道路。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原则杂谈 《季羡林说写作》 最后谈“综合”

最后谈“综合”

文二说:“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方法,叫做综合。它所考察的不仅是事物的某一要素,而且是全部要素。此外,它还要考察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把握一切联系中的总的纽带,从总体上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

文二的说法既简明,又扼要,用不着我再画蛇添足了。

综合是东方文化的基础。

现在归纳起来,再说几句。

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人类文化无非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大体系。其思维基础一是综合,一是分析。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着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就是我对东西文化以及综合与分析的理解。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我写我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有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80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符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是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

一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心头就涌起一种温馨甜蜜的感觉。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根源的,我这种感觉的根源大概就是“文学”二字吧。有作家才能有文学。谈到作家,我对“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句舶来品气味很浓的话,颇不怀好感。我自己的灵魂还没有治理好,哪里有本领和闲情逸致去关心别人的灵魂呢?

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什么作家,这样崇高的名称,我担当不起。可是天公偏又作美,或者是偏不作美,让我在中学时就遇上了几位极其优秀的国文教员:教文言文写作的是王崑玉先生,教白话文写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和胡也频先生,于是我就同写作结上了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写点短文,搞点翻译。我一生治学虽多变化,总之是没有出语言、历史、宗教的大范围。可是,不管我变向何方,写散文、搞翻译则始终没变,可谓一以贯之了。

在清华读书时,我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竟同系别不同的林庚、吴组缃、李长之等三人结成了一个小集团,难道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当时还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后来形成的。四个人都对文学有兴趣,也都在写点什么,翻译点什么。由于趣味相投,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粪土当年万户侯”,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信口雌黄,说话偏激。又由于郑振铎先生之吸引力大,我们都被他吸引到他的身边,成为由他和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出过集子。在我赴德国前,郑振铎先生曾想出版我一本散文集,可惜文章写得还不够多,编不成一本集子,就此了事。

在德国十年,天天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等拼命,没有时间,也没有情趣写什么散文。十年之内,总共写了两篇。1946年回国以后,在南京和上海闲住了一个暑假,在打摆子之余,天天流连于台城和莫愁湖、玄武湖之间,初回到祖国时的温馨,旖旎的湖光,在胸中激荡,诗情画意,洋溢汹涌,本来应该写出点好文章的。然而政治气候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结果,除了用假名发表了两篇类似杂文的东西以外,空辜负了金陵胜景。

回到阔别11年的北京以后,不几年就迎来了建国。当时颇昏天昏地地兴奋了一阵。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就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复回还,一搞就是几十年,到了十年浩劫,算是登峰造极。中国知识分子脆弱性,显露无遗。人家说你是黑,你就自己承认是黑。人家说你是白,你就承认自己是白,完全是心甘情愿,毫不勉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之不暇,哪有闲情逸致来写什么劳什子文章呢?一直到改革开放,脑袋里才开始开了点缝。这30年是继德国十年之后写东西最少的时期。

跑了半天野马,现在该轮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同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交道,当然离不开文学。文学所包含的不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当然也在其中,但所占比例不大。谈到文学创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好像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曾带给了我极大的欢乐。至于第一本翻译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集》,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槛公认是相当高的,大有“一登龙门,声誉百倍”之势。这本书带给我的欢乐就可想而知了。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

从那以后,在颇长的时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出的书都是翻译作品,而且都是印度古典梵文作品,如《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等等。这些名著久已蜚声世界文坛,很多国家都有译本,在中国却都是初译。我以微薄的力量,给中国文学界做了点拾遗补阙的工作,颇感自慰。

我在这里想专门谈一谈世界名著,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的翻译问题。这一部书,数量大,翻译难度高。在“十年浩劫”以前,我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国际活动家,这与我内向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终日忙忙道道,极以为苦。对这样艰巨的翻译工作,我是决不敢尝试的。幸亏来了“文化大革命”,幸亏我自己跳了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罪行累累的“老佛爷”,幸亏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幸亏在牛棚里被折磨,被拷打,被戴上了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许多帽子。到了“文革”后期,所有的“罪犯”几乎都被“解放”了,我却是“欲摘还戴时候,最难将息”,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游离于人民与非人民之间,徘徊于友人与非友人之际。昔日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而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我除了被派去看大门,守电话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自谓是今生已矣。但我偏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找一件旷日持久而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工作,想来想去,想到了翻译《罗摩衍那》。这活儿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晚上回家,翻读全书,译成散文。白天枯守门房时,脑袋里不停地转动,把散文改成了韵文。总之是一句话,我“感谢”“十年浩劫”,没有这场浩劫,就绝不会有《罗摩衍那》的译本。世事纷杂混乱,有如是者!最后终于是妖氛扫尽,天日重明,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颇可接触者”。不知怎样一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了我翻译《罗摩衍那》的事,于是派刘寿康先生同我联系。出版此书是我从来没有敢梦想的事,现在简直是喜从天降,我当然一口答应。这部史诗长达二百多万字,我同刘寿康先生亲密合作,忙了一两年,终于出书,算是给中国文学界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件有关《罗摩衍那》获奖的花絮。1993年,由新闻出版署主持召开了全国图书评奖大会。这是全国规格最高的图书评奖活动。一般的手续是:先由出版社自选,报请省市出版局审查,经过筛选,再报请中央新闻出版署审查,主要是检查出版质量,重点是统计错误率,以万分之一为合格,否则名落孙山。最后由新闻出版署送交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科的评审组,经过各组内的仔细审阅和讨论,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由小组通过,最后再由十几个小组组成的全体评委会审查,无记名投票作最后决定。手续是慎重的,评审是公正的。

我属于文学组,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都包括在内。我们组第一次开会是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把新闻出版署已经检查过的几百本书搬到会议室内,陈列在那里,供评委们阅读。不知是哪一个工作人员,由于一时疏忽,从书库中向外抱书时,将三册颇为破烂的平装本的《罗摩衍那》夹在书中抱了出来。全书是八册,不知为什么只留下这三册。就是这三册书无意中被柳鸣九教授发现了,他大为兴奋,说:“社科院评奖时,此书已经得过奖。”他坚持将此书纳入评选对象中。我作为组长,坚决反对,认为这不合手续,因而是不合法的。但是经过在我回避下的全组讨论,一致评为获得大奖的仅有的几种书之一。后来,在一次有副署长参加的小组会上,我又提出撤掉的建议,没有得逞。终于被搬进了全体评委大会的大礼堂中,但“赫然”摆着的仍是那三册颇为破旧的《罗摩衍那》,在众多富丽堂皇、装帧精美的大部头书旁,寂寞、寥落,宛然像一个小瘪三。最后竟以很高的票数通过,成为十几年来中国东方文学作品翻译的全权代表。

顺便说一句,在这同一次会上,我们小组还通过了中华书局根本没有上报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从这两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来,小组的评选是公正无私的,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从来都是尊重评委们的意见的,从来没有妄加干涉过。

花絮讲完,我这篇文章应该打住了。我本来只想写上几百字,应付一下差事,不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三千来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并不复杂。在本文开头时我就讲到了温馨甜蜜的感觉。在这里,这种感觉竟起了作用。我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蒸蒸日上,越办越红火。我也希望,我这种温馨甜蜜的感觉能永久保留下去。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牛棚杂忆》自序(1)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为什么时隔6年,到了现在1998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绝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绝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绝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的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沾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牛棚杂忆》自序(2)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1976年,我的书16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16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牛棚杂忆》自序(3)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居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别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自己也是一个喜欢舞笔弄墨的人,常常写点所谓散文。古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也并不能例外。但是有一点差堪自慰的是,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我并不认为自己所有的文章都好。大概估算起来,我喜欢的只不过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已。为什么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呢?是好是坏自己什么时候才知道呢?自己喜欢的同读者喜欢的是否完全一致呢?这是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举一篇散文:《春归燕园》来说明一下。

这是一篇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是在1978年秋末冬初写成的。为了说明问题,必须回到16年前去。在这一年春天,我写了一篇《春满燕园》。这一篇短文刊出后,获得了意料之中的又似乎出乎意料的好评和强烈的反应。我的学生写信给我,称赞这一篇东西。许多中学和大学课本中选了它当教材。以后有几年的时间,每年秋天招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东西。

这一篇东西是在什么心情支配下写成的呢?

这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从1957年所谓反右开始,极“左”的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是越来越“左”。在那以后两年内,拔白旗、反右倾,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同时浮夸风大肆猖獗。关于粮食产量,夸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还号召大家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接着来的是无情的惩罚:三年饥馑。我不愿意用“自然灾害”这个常用的词,明明绝大部分是人为的浮夸风造成的灾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广州会议,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是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个人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地温暖。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宾的任务特别繁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临湖轩去一趟。当时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

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

留得春光过四时。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牛棚杂忆》自序(4)

我非常喜欢这最后两句诗,我有时到早了,外宾还没有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味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真是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我又想到天天早晨在校园里看到学生读书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就写成了那一篇《春满燕园》。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

但是,还没有等我的喜悦之情消逝,社会上又开始折腾起来了。极“左”的东西又开始抬头。到了1966年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悲剧:所谓“文化大革命”。有不小的一部分人,人类的理智丧尽了,荒谬绝伦的思想方式和逻辑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糟粕;深文周纳、断章取义、造谣污蔑、罗织诬罔的刀笔吏习气成了正统。古人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更确切地说是绝大的蠢才)发明了,只要是“春”字就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期,喜欢而且歌颂春天是人类正常的感情,现在却视“春天”为蛇蝎,可见这一场“革命”违背人情,扰乱天理到了什么程度!谁要是歌颂春天,谁就是歌颂资本主义。谁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谁就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还要“春满燕园”,还要春光永在,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1966年6月4日我从四清的基地奉召回到北大参加“革命”。第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就是批判《春满燕园》的,内容是我上面说的这一些。我当时的政治觉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这一份大字报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十分别扭,仿佛吃了一肚子苍蝇似地,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状”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我里面提到学生的晨读。在“英雄们”的词汇中,这叫做“业务挂帅”、“智育第一”,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我也完全不能理解,学校之所以要开办,就是让人们来念书,来研究,在学校里为什么一提倡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我站在那里看大字报,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地“哼”了一声。然而就是这发生在十分之一秒钟内的一“哼”,也没有逃过“革命小将”的注意,他们给我记下了一笔账,把这一“哼”转变为继续批判我的弹药。我这个人属于“死不改悔”那一类。等到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的时候,我的罪名就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几乎都给我戴上。从那以后,经过了上百次的批斗,我的罪名多如牛毛,但是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和业务挂帅成了药中的甘草,哪一次批斗也缺不了它。

以后是漫长的黑暗的十年。在这期间,我饱经忧患,深深地体会到古人所谓世态炎凉的情况,我几乎成了一个印度式的“不可接触者”。我在牛棚里住过八个月,放出来后,扫过厕所,掏过大粪,看过电话,当过门房,生活介于人与非人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这样的人物我还没有在任何文学作品中读到过(印度神话中的陀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处),他是我们“史无前例的”什么“革命”制造成的,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对我们伟大的民族来说,是并不光彩的。这种滋味没有亲身尝过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亲身尝过了,而且尝了几年之久,我总算是“不虚此生”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个伟大的作家能写上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把“中间人物”这个典型,描绘出来,这必然会大大地丰富世界文学。

我是不是完全绝望了呢?也不是的。有一度曾经绝望过,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我只是迷惑不解,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竟然疯狂卑劣到比禽兽还要低的水平呢?

我说没有完全绝望,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对于我自己,我的希望已经不多。我常常想:我这一生算是玩完了。将来到农村里一个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了此一生。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我眼前还有点光明,我痴心妄想,觉得这样一个民族决不会就这样堕落下去。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嘴里往往低声念着雪莱的诗: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牛棚杂忆》自序(5)

我为了歌颂春天,吃够了苦头,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死硬派”,即使我处在“中间状态”,我想到的仍然是春天,不管多少“人”讨厌它,它总是每年一度来临大地,决不迟到,更不请假。我仍然相信雪莱的话,我仍然相信,春天是会来到的。

到了1976年,晴天一声霹雳,“四人帮”垮台了。这一群人中败类终于成为人民的阶下囚。昔日炙手可热的威风一扫而尽。有道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男女老少拍手称快,买酒相庆。当时正是深秋时分,据说城里面卖螃蟹的人,把四个螃蟹用草绳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坏,抢购一空。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兴致勃勃。我深深体会到,人心向背,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历过。我们的人民不一定都知道“四人帮”的内幕。但是他们那种倒行逆施,荒谬绝伦的行径,人民是看在眼里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许多谣言、流言或者传说,不一定都是事实,但是其中肯定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情绪。有一条古今中外普遍能应用的真理:人民不可侮。可惜,“四人帮”,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是决不可能理解这个真理的。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难免最后的悲剧,其根源就在这里。

至于我自己,“四人帮”垮台的时候,我那种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但是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曾对我说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从整个社会的气氛上,从人们对我的态度上,从人们逐渐有的笑容上,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地位有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中。

从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国从不安定团结慢慢到安定团结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一句话,是我摆脱中间状态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同旧我决裂变成新我,也可以说是从坏人向好人转变,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现在感到自己确实是重新做人了,但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义,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义。从不可接触者转变为可以接触者,从非人转变为一个人,我觉察到,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着,过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台;过去的受压者抬起了头,人们对我的态度也从凉到炎。但也有过去打砸抢的所谓“革命小将”,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

不管怎样,一切都变了,让我最高兴的是,我又有了恣意歌颂春天的权利,歌颂学生学习的权利,歌颂一切美好的东西的权利,总之一句话,一个正常人的权利。

这个权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弃,我那内心激荡的情绪也不允许我舍弃,我终于写成了《春归燕园》。

《春归燕园》是1978年深秋写成的。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气氛已经有了更大的改变。凭我的直觉,我感到春天真正来临了。

《季羡林说写作》 写作要事回顾 《季羡林说写作》 《牛棚杂忆》自序(6)

可是眼前真正的季节却是深秋。姹紫嫣红的景象早已绝迹,连“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天都已经过去,眼里看到的是黄叶满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风劲吹,耳朵里听到的是长空雁唳。但是我心中却溢满了春意。我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我有意再走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我绕未名湖走了一周,看到男女大孩子们在黄叶林中,湖水岸边,认真地读着书,又能听到了琅琅的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复回荡。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的标签,今天也恢复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我想到“四人帮”其性与人殊,凡是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鲜花等等,他们都憎恨,有的简直令人难解。此时这一群丑类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面目。此时我心旷神怡,不但想到中国,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来,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之慨。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变为春天,“霜叶红于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跃,我要尽情地歌颂春天了。

我自己感觉到,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已经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出来的那几个问题,现在通过十几年我的两篇短文的命运,都完全得到了答复。我们喜欢写点东西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酝酿阶段,自己大概都觉得文章一定会很好,左思右想,梦寐求之,心里思潮腾涌,越想越觉得美妙无穷,于是拿起笔来,把心里酝酿的东西写在纸上。在写的过程中,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有的甚至临时灵感一来,想到许多以前从没有想到的东西,所谓神来之笔,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有的却正相反,原来想得很好,写起来却疙里疙瘩,文思涩滞。这样的文章写完了以后,自己决不会喜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刚写完的文章,往往都觉得不错,有意放上几天之后,再拿出来一看,有的仍然觉得好,有的就觉得不怎么样。以上两篇文章都是属于当时自己觉得好的那一类。要问什么时候知道,我的答复是,一写出来就知道。写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有这样的经验:自己认为好的,读者也会认为是好的。换句话说,作者和读者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根据我的经验,恐怕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寸心之外,还有广大的人民之心,他们了解得更深刻,更细致,更客观,更可靠。

上面我虽然写了这样多,但我决不是认为这两篇东西都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文章。不说别人,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心里有一个文章的标准。我追求了一辈子这个标准,到现在还是没有达到。比如山色,远处看着很美妙,到了跟前,却仍然是平淡无奇。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追求的心不敢或弛。我希望我将来有朝一日能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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